1978年12月，北京的西北风像刀子，一进院门就把人脸刮得发疼。小汽车停在红砖小院外，陈云拄着拐杖投查查配资平台，下车后连围巾都没来得及理，就快步走进半旧的客厅——黄克诚支气管炎又犯了。医生提醒，再拖下去恐怕要留下大毛病。陈云没有寒暄，先开门见山：“到玉泉山歇一歇吧，环境好，离城也不远。”黄克诚靠在高背椅上，轻轻摆手：“为党工作要紧，哪能老去疗养？”一句话把客气挡了回去。
陈云没急，坐下后倒茶，自顾自说起玉泉山的空气、医护和文件传递，末了把茶杯往桌上一搁：“去，也得去；不去，也得去。”黄克诚沉默半晌，终于吐出九个字：“那就答应我三个条件。”这三个条件后来广为流传——只带一名秘书、不让家属频繁探视、所有费用自理。陈云点头，“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”就这样，黄克诚才被“请”进了玉泉山。
人们常说，性格决定命运。黄克诚的“三个条件”并非临机起意，而是几十年习惯养成的自然反应。时间往前翻，还得从1928年秋天说起。那年，他执行红四军命令回湘南组建游击队。湘南起义刚被镇压，白色恐怖铺天盖地，私藏一个共产党员就等于全家掉脑袋。黄克诚还是求到哥哥黄时叽家里。白天，他躲在附近山里；夜深人静，才摸黑进屋。嫂子刘德姬把饭菜悄悄塞进竹篓，装作上山割草。一次，敌军破门搜捕，刘德姬端着泔水桶往猪圈走，一路喝骂野猫，借着这嗓门，黄克诚翻墙逃进黑黢黢的山谷。命是哥哥嫂子救的，这笔人情债，他牢牢记在心里。
1949年底，新中国刚宣告成立，黄克诚受命出任湖南省委书记。走马上任第一天，他对秘书只说两句话：不准动公车，也不准找组织要特殊照顾。没几个月，大哥黄时叽顶着大雪从永兴赶到长沙，手脚都冻紫了，只想讨一件挡风的皮袄。正逢特需物资紧张，湖南指标寥寥。换别人，批个条子即可；黄克诚却写信给远在张家口的王平，让他帮忙买一件旧皮袄，连邮费带衣钱分文不少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制度不能被亲情绕过。
同一年，黄克诚意外见到了20岁的侄子黄开衡。这个青年只读过一年书，跑来求人安排工作。黄克诚并未张口就给“铁饭碗”，只是淡淡答：“要么去煤矿，要么自己再读书。”黄开衡想试试书面考试，却连笔试都没过关，仍坚持拒绝挖煤。黄克诚见他有心学习，没有动用省委书记的身份塞人，而是掏腰包把侄子送进长郡中学。从头读起，能考上什么学校，全凭本事。十多年后，黄开衡靠自己的卷宗调入长沙检察院，跟二叔关系依旧亲近，却一点不敢讲“走后门”。
说到“抠门”，家里人最有发言权。1955年中秋前，妻子唐棣华拿到王府井百货的参观券，想顺道给孩子们买点可可粉。可可粉在当时不算刚需，却是难得的“洋味”。黄克诚陪着逛了两圈，听到价格便摇头：“不买！这钱能换多少斤粮？”五岁的女儿黄梅拉着他的袖子，一脸委屈。黄克诚蹲下来，“梅梅，不吃可可粉会不会饿坏？”小姑娘摇摇头。黄克诚拍拍她肩膀，“那咱们把钱省下来，将来或许能帮别人一把。”一番解释，没有大道理，却让孩子点头作罢。售货员看着这位四大军区主官之一本可豪气买单的大将，愣是没说出劝购的话。
生活俭朴，住房更是能省就省。1977年他调回北京，组织分配给他一处老旧平房。墙皮掉渣，下雨就漏，院子靠近武警消防站，警报一响震得玻璃乱颤。管理处想整体翻修，他摆手：“补漏就成，要那么讲究干什么？”到了冬天，屋里烧煤炉子，暖气不足，一进门就是白雾哈气。部门见他年事已高，想偷偷把煤炉换成热力管道，正挖沟时黄克诚提前返家，看见地面被掀开，顿时急了：“百姓家用不起的东西，干部怎么能先用？停！”三万块的改造工程瞬间叫停，掘开的土又被填回去。每当咳嗽发作，他照旧围着厚围巾写材料，咬牙坚持。
正因如此，1978年冬天他的病情加重到不得不疗养。部下建议南下，他不肯；中央只好把目标锁定城郊玉泉山，既安静又可随时办公。陈云携带医务人员亲自登门，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黄克诚提出的三个条件，也是多年自我约束的缩影：第一，带秘书只是处理文件需要，不搞多人陪护；第二，家属不常探视，防止无端招待；第三，所有吃穿住行自己掏钱，绝不为休养增加公家负担。条件提出后，他又反复叮嘱工作人员，“别因为我是老兵就网开一面，坏了规矩。”
到了玉泉山，他照例事事节省。一只茶杯被小外孙不小心碰碎，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在附近小卖部买同款，且用自己的生活费结账。有意思的是，管理处一开始劝他去仓库领新的，那是免费配发的。黄克诚却摇头：“坏了就赔，这是老部队的老规矩。”那名年轻战士后来回忆，这位大将说话平静，却“句句有钉子”，谁也不敢糊弄。
一桩桩小事，最终构成了黄克诚在党内“刚正敢言”的大写名字。1940年代整风，他直言“高级干部不允许多占群众利益”；1959年庐山，他对“大呼隆”现象忧心忡忡；1978年复出后，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上。手中无半点私产，却对涉及公共资金的问题锱铢必较。若说个人情感，他欠哥哥嫂子的命；若说公家原则，他从不拿这份情感作交易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陈云完全理解那“三个条件”，并且毫不犹豫地批准。
黄克诚在玉泉山住了两个月，病情好转不少。秘书偶尔拿着文件请示，他批示后常顺手加一句：“记得多去基层看看，别老呆在机关。”等到回到旧宅，他把玉泉山的两床新棉被送给街道托儿所，又把余下的伙食费悉数退回。对于外界的赞誉，他没作回应，只说：“党员干部守规矩，本就是本分。”
一生不求奢华，却留下了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制度面前无例外的信念。“三个条件”看似细枝末节，实为守住底线、拒绝特权的镜子。镜子很小，却能照见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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